百科全书

杨浦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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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概况杨浦区位于上海市中心城区的东北部，地处黄浦江下游。东、南面濒临黄浦江，由一代伟人邓小平亲笔题名的杨浦大桥一跨过江，与当今中国开发的热土——上海浦东新区紧紧相连，并成为杨浦的标志性建筑；西以大连路、大连西路、密云路、逸仙路与虹口区相邻；北以原江湾机场与宝山区接壤。区域面积为60.61平方公里，是中心城区面积最大的一个区。
　　全区共划分为定海路街道、大桥街道、平凉路街道、江浦路街道、四平路街道、控江路街道、延吉新村街道、长白新村街道、五角场街道和殷行街道、江湾新城街道和五角场镇政府等12个行政区域，现有常住人口124万。
　　杨浦注重大力发展绿化、加强环境保护、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全区绿化覆盖率近20%，城市园林绿地面积达766公顷。区域内有共青森林公园、黄兴公园、杨浦公园等12家公园，占地面积达202公顷，已经成为百万杨浦居民生活休闲的好去处。其中，占地面积达115公顷的共青森林公园是上海中心城区最大的一座具有自然野外风光和竹韵秀色的公园,被评为“上海优美新景点”。
杨浦区为上海市人口集聚的中心城区，高校和科研院所比较集中，“知识杨浦”将成为杨浦的主导城市功能；大工业结构调整步伐加快，科技教育现代服务业和都市型产业应成为杨浦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根据区域现状和发展趋势，杨浦依托高校和国有大中型企业，以调整经济结构和优化城区功能为主线，以科技教育现代服务业和都市型产业为基础，以居住服务为主导，积极推进以生产功能为主向综合功能的战略性调整。
　　杨浦是高校和科研院所集中的区域，高等教育、研发创新是杨浦的主要特色优势。市委、市政府对于杨浦知识创新区开发建设的重要决策是杨浦新一轮发展的重大历史机遇。杨浦在完善地区基本居住功能的同时，加快集教育功能、服务功能与产业功能为一体的杨浦知识创新区建设，加快江湾—五角场城市副中心的规划建设，加快黄浦江两岸与复兴岛发展带的开发建设。
　　杨浦知识创新区在空间上覆盖区域全境，是大学校区、科技园区、公共社区三位一体，以开放、合作、互动为特色的“大学的城市、城市的大学”，是上海的“都市硅谷”。根据区域内高校的分布状况，高校校区规划为西区、东区和北区三个区域，西区规划以复旦大学、同济大学、财经大学等为核心；东区规划以上海理工大学、上海水产大学为核心；北区规划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军医大学、上海体育学院为核心。另外复旦附中，交大附中，控江中学，杨浦高级中学，市东中学，同济大学第一附属中学，上海理工大学附中等上海名牌高中也云集杨浦。因而杨浦又被称为上海的学术区。

自然地理　　一、地　貌
　　地境成陆于唐宋宋初。据北宋郊直《吴门水利书》记载：吴淞江南岸有18条支流汇入。最东几条为上海浦、下海浦、南及浦、江芒浦、烂泥浦，各捕之间距离为5—7里。据此推断，北宋时烂泥浦已在今复兴岛之东。又据区境西北部景德观（今万安路小学）重修碑文记载：原为龙神庙，庙门坐西朝东，面海而立，建于北宋初期。又区境南部太平教寺吟兰州路3问号），建于北宋太平兴国年间（976—984年）是区内最早建造的佛寺，说明在北宋时已有了一定的开发。
　　区境是长江三角洲前沿冲积平原，是较早的滨海平原一部分。长年累月，长江挟带大量泥沙，经波、潮、流的作用，沉积成陆。靠近黄浦江下游左侧系河口沙滩、沙岛，后经吹泥填土，人工堆积成周家嘴岛岭复兴岛）、和共青森林公园。走马塘以北与虬江之间为古吴世江下游，江宽数华里，因泥沙冲击，逐渐淤塞。明初改道后，形成夹沙泥草甸土，经农民长期耕作，南境发育成菜园主，北境发育成水稻上。
　　二、地　质
　　1、工程地质
　　区境大部分为河流冲积层工程地质区。表层为黄褐色粉土质亚砂土，下层为青灰色细砂层。地基承载力8—14吨/平方米。沿邯郸路、翔殷路以北（包括南近走马塘地区）、中原路至殷行路与闸殷路交汇处以西的地区，为河口滨海冲积平原工程地区。表层为褐黄色、棕褐色亚砂土，厚约2—4米，为天然地基持力层，地基承载力8—14吨/平方米。下层为灰色粉土质粘土。局部含淤泥质。该工程地质区，大致在邯郸路、翔殷路以北，硬土层埋深小于30米；以南硬土层埋深大于30米。
　　2、水文地质
　　区境潜水位一般埋深0.5—1.5米（沿江埋深1.0—1.5米），水化学类型为重碳酸——钙——镁及重碳酸——氯——钙——钠型水。矿化度小于1.0克/升。单位涌水量0.02升/秒米，渗透系数0.06—0.08米/昼夜（河口滨海冲积平原区为0.04—0.11米/昼夜）。浅部承压食水组食水层顶板埋深大致从大连路、惠民路交汇处与黎平路南端划一条直线。以南沿江地区及场中路——嫩江路——线以北地区，一般小于70米，其他地区一般大于70米。食水层厚度20—40米。食水岩性为灰色细砂、中砂夹砾石。单井出水量（井径10英寸，水位降深5米时的水量）3000—5000吨/日，水质硬化度小于1.0克/克（淡水）。
　　3、地下水开采与地面沉降
　　地面沉降是民国10年（1921年）近代工业形成以后出现的。解放前夕，市区平均累积沉降量693毫米，沉降最大地区1136毫米。解放后，随着工业生产的迅速发展，由于大量采用地下水，以杨浦区为中心，形成市区碟形沉降洼地。1921年—1965年水准点最大累积沉降量2630毫米。据1956—1965年市区地面沉降资料：区内地面沉降幅度最大地区为平凉路与黎平路交汇处之新华无线电厂附近，沉降量超过1200毫米。大致在眉州路、平凉路、杨树浦路之间向东包括复兴岛南部，沪东造船厂及大连路、平凉路、江浦路、长阳路之间，民星路与军工路交界处，控江路、黄兴路向西北至上海铜材厂一带，沉降量都大于1000毫米。闸殷路、殷行路交汇处及其周围地区，闸殷路、三门路、国和路、民庆路之间，沉降量都小于400毫米。其余地区沉降量一般在400—1000毫米之间。1965—1981年，采取人工回灌地下水措施，控制地面沉降效果显著。历史上一直是沉降漏斗中心的新华无线电厂附近，采取措施前的9年共下沉1273毫米，采取措施后的16年仅下沉52毫米。回灌措施，不仅制止了地面沉降，四平路与大连路一带，四平路与邯郸路之间及其邻近地区，靠近翔殷路东段，长阳路（江浦路－黄兴路之间），平凉路以南（眉州路－宁武路、大连路－许昌路之间）还出现回弹现象。
　　4、地　震
　　区境位于华北地震区东南边缘，地震强度中等，频度较低。地震活动伴随大区地震而起伏，曾有影响。但成陆至今，未直接发生过地震。


经济概况　　杨浦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积极推进经济结构的调整，改造传统产业，培育新兴产业，加快多种所有制经济的发展，逐步形成了以高新技术产业、都市型工业、商业服务业和房地产业为主导的产业格局。招商引资取得显著成绩，经济运行质量不断提高，综合经济实力进一步增强。
　　2000年，地区国内生产总值达到43亿元，是1995年的1.9倍，平均每年增长13.8%；区级财政收入达到11.5亿元，是1995年的1.9倍，平均每年增长14.3%；区属工业总产值达到41亿元，是1995年的1.7倍，平均每年增长10.8%；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71亿元，是1995年的1.6倍，平均每年增长10.1%。五年合同利用外资累计5.65亿美元，固定资产项目投资额累计124.5亿元。
　　杨浦区是中国近代的工业发祥地。其中有诸如上海机床厂、上海柴油机厂、上海电站辅机厂、杨树浦自来水厂、杨树浦发电厂、上海电缆厂等知名大中型企业100余家。
　　“十五”期间杨浦工业经济发展目标：
　　1、工业总产值年均增长10-12%，到2005年工业总产值达65—72亿元。
　　2、工业出口拨交额年均增长10-12%，到2005年工业出口拨交额达20—22亿元。
　　3、工业增加值年均增长7-9%，到2005年工业增加值达10—12亿元；
　　4、工业利润年均增长7-9%，到2005年工业利润达1.4—1.5亿元。
　　5、工业产品销售率保持在97%以上。
　　进入新世纪，围绕建成“安居乐业”新型城区的奋斗目标，确定了“资源共享、优势互补、互惠互利”的发展理念，倾力营造良好的招商引资环境。全区共有中原经济园区、五角场镇工业经济园区、上海机床工具工业园区、上海航天延吉都市型经济园区、上海电线电缆工业园区、杨树浦复兴经济开发城、上海精密机械加工园区等10个重点都市型工业园区，厂房建筑面积达47万平方米。
　　在传统工业经济与知识经济结合的发展过程中杨浦正在成为上海重要的科技产业和都市型工业基地。
　　杨浦区作为上海最大的中心城区，同时也是中国对外开放最早的区。雄厚的工业基础，密集的科教机构、优美的绿化环境，发达的电信交通，是杨浦发展旅游的有利条件。杨浦区拥有全市唯一的岛——复兴岛、百多年的传统工业、16公里长的江岸线和华东最悠久、一千多年的道教文化，它同时也是上海公园、学府、体育场、大型研究室最多的一个区，开辟工业游、学府游、滨港游、科普游、健身游等一系列丰富而独特的旅游产品前景广阔。例如’98上海旅游节，杨浦就精心准备了啤酒节、森林蘑菇文化之友、新杨浦摄影竞赛及专项游、特色游等适合大众参与的精彩项目，旨在吸引千百万到上海的游客，领略新杨浦今日的风采；也寄希望通过这类活动，以节兴市、繁荣市场，加快把杨浦建设成为优美的居住区、一流的科教区、先进的工业区、新兴的旅游区。
　　杨浦区商贸业发展迅速。已形成五角场市级副中心、区级商业中心、居住区商业中心和专业特色街的商业新格局，五角场市级副中心的建设已初显规模。一批国际和国内的大型商业企业已纷纷进入杨浦，法国的欧尚、台湾的大润发、英国的百安居和上海第一百货、华联、友谊等集团已在区域内开设多家大型超市和购物中心，全区商业用房面积已达106万平方米。
历史沿革　　宋初，今虬江以南，隶华亭县。
　　元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朝廷批准设上海县，下辖五乡，区境为上海县高昌乡。
　　今虬江以北，先后隶属昆山县和嘉定县。
　　清雍正二年（1724年），从嘉定县析置宝山县，区境北部属宝山县殷行乡和江湾乡一部分。

　　“杨浦”的地名得名于“杨树浦港”：杨树浦港原名“杨树浦”，在今杨浦区西南部，北接走马塘，南入黄浦江。
　　1945年建区时，取境内港名命名为“杨树浦区”。
　　1949年改称“杨浦区”。
人口民族　　1999年底全区总人口1081459人，在九个中心城区中占第一位。其中男560515人，女520944人。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17843人。60岁以上老年人184693人，占总人口的17.08％。90岁以上有1560人。2003年总人口108万人。
　　2000年杨浦区第五次人口普查情况

　　一、全区总人口
　　全区普查登记的常住人口总数为1243757人(不包括外出人口)，与本区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的常住人口相比，十年零四个月共增加了119303人，增长10.6％。
　　二、自然增长
　　普查时点前一年，即1999年11月1日至2000年10月31日，全区出生人口5249人，人口出生率为4.22％。；死亡人口为7543人，死亡率为6.06％。；自然增加人口减少了2294人，自然增长率为一1.84％。
　　三、家庭户人口
　　全区共有家庭户391272户，家庭户人口1096294人，占总人口的882，80人，比1990年普查时的家庭户规模下降了0.41人。
　　四、性别构成家庭户平均规模
　　在常住人口中，男性人口为647301人，占52.04％，女性人口为596456人，占47.96％，性别比为108.52(女＝100)，与1990年普查时的性别比112.03相比，降低3.51，男性比重略有下降，女性比重有提高。
　　五、年龄构成
　　不满周岁的婴儿5232人，占总人口0.42％；学龄前儿童(1—6岁)35467人，占总人口2.85％，比1990年普查时减少了55806人，比重下降了5.33个百分点；少年儿童(0—14岁)13818／1人，占总人口11.11％，比1990年普查时减少了48428人，比重下降了5.49个百分点；劳动力人口(男15—59岁，女15—54岁)882467人，占总人口70.95％，比1990年普查时增加了137763人，比重上升了4.72个百分点；65岁及以上人口155132人，占总人口12.47％，比1990年普查时增加了55824人，比重上升了3.64个百分点；高龄老人(80岁及以上)人口21733人，占总人口1.75％，比1990年普查时增加了10176人，比重上升0.72个百分点。
　　六、文化程度
　　在6岁及以上常住人口中，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人口占18.23％，高中(含中专)文化程度占29.91％，初中文化程度占34.70％，小学文化程度占12.94％。
　　与1990年普查时相比，每10万人中拥有的各种文化程度的人数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具有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的人由11943人上升为18224人，十年间增长了52.7％；具有高中(含中专)文化程度的人由26046人上升为29895人，增长了14.8％；具有初中文化程度的人由35971人下降到34686人，减少了3.7％；具有小学文化程度的人由16939人下降到12932人，下降了23.6％。全区文盲率为2.99％，比1990年普查时的7.16％下降了4.17个百分点。
　　七、外来流动人口
　　本次普查登记在本区居住一天以上的外来流动人口为196799人。其中，男性为113597人，占57.72％，女性83202人，占42.28％，性别比为136.53(女＝100)。外来流动人口主要来自于江苏、安徽、浙江，江西四省，占全区外来人口的75.04％。外来流动人口在本区北翼地区相对集中，其中：五角场镇34137人、五角场街道25994人，殷行街道23700人，一镇二街道外来流动人口占本区总量的42.6％。
　　第五次人口普查以2000年11月1日零时为标准时间，普查登记对象为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并在本区常住的人口。
　　常住人口是指《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办法》中第七条规定“人口普查采用按常住人口登记的原则。”常住人口在本次普查时的时间标准是半年；空间标准是街道、镇所辖地理区域。
历史事件日商纱厂二月大罢工
　　中共沪东党组织经过1924年6月的丝厂大罢工及同年9月的南洋烟厂大罢工的锻炼，壮大了队伍，增强了战斗力。到1925年1月，全区共产党员已从1924年7月的21人增加到64人。党的组织也从小组建制改为支部建制，建立了中共杨树浦支部及南洋烟厂支部。同时又成立了党领导的工会组织——沪东工人进德会。这样，就为迎接新的工人运动的高潮准备了条件。不久迎来了“五卅”反帝大风暴的先声——上海日商纱厂的二月大罢工。
　　上海日商纱厂的罢工始于内外棉八厂。 1925年2月2日清晨，内外棉八厂粗纱间一个已连续做11个小时的12岁的女童工，精疲力尽，不知不觉地靠在车头上睡着了，正巧被日本领班看见，顿时拳脚相加，致使童工受伤倒地，童工的姐姐见状上前论理，被蛮横的日本领班打了两个耳光。此事引起了车间男工的不平，群起与日本人评理。日本资本家趁机将50名男工开除，想以工资低廉的养成工替换。消息传开，工人们非常愤怒，聚在一起共商对策，前来接班的粗纱间日班男工当即宣布罢工，表示与夜班男工同进退。2月4日，被开除的男工要求资本家结清工资，日本资本家竟勾结普陀路巡捕房将6名带头的工人抓走。全厂工人怒不可遏，纷纷表示要关车罢工。
　　中共中央和中共上海地委决定抓住这次事件，发动全市日商纱厂工人的大罢工，以扭转工运低潮局面，于是成立了罢工委员会。在邓中夏、李立三的领导下，于2月9日爆发了大罢工。内外棉五厂、七厂、八厂、十二厂工人相继罢工。第二天，九厂、十三厂。十四厂的工人也响应罢工。到12日，内外棉11个厂的1.5万多名工人全部罢工。
　　沪东的日商纱厂工人，平时受尽日本人的虐待、剥削，闻知沪西发生了罢工事件，就奋起响应。2月14日，日商大康纱厂4000余名工人，在中共党员张佐臣、高雷、王淦亭等人的带动下，在沪东首先发起了支援沪西工人罢工斗争的全厂大罢工。
　　当天，在中共上海地委的组织发动下，上海国民会议促进会等几十个团体也举行了联席会议，讨论声援日商纱厂工人罢工斗争的问题。向警予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会后，成立了“上海东洋纱厂罢工工人后援会”，号召全市各界人民援助。
　　大康纱厂厂址在公共租界的腾越路上，罢工集会常受到帝国主义巡捕房的干扰，所以后来大康纱厂的工人集会都在引翔港一带中国地界的空地上举行。
　　在二月罢工的战斗中，大康纱厂宣布成立工会，并散发大罢工传单。传单上写道：“工友们，我们在东洋人厂里做工，东洋人把我们看作牛马，要打便打，要骂便骂。我们统统是中国人，天天受东洋人的打骂，做东洋人的牛马、奴隶，不仅是我们工人的耻辱，并且是中国四万万同胞的耻辱。工友们！大家一条心，反对东洋人的虐待，从前做牛马，以后要做人，为工人争面子，大家要听工会的话，能听工会的话，便是一条心，大家一条心，便可以得到最后的胜利。”
　　2月16日，引翔港地区气温很低，雨雪纷飞，大康纱厂工人不畏寒冷，在空地上召开大会。工人们满腔仇恨，揭露日本资本家剥削压迫工人的罪行，决心要与日本资本家斗争到底。为了防止敌人的破坏，工人们在党组织的领导下，在沪东工人进德会的努力下，组织了纠察队。
　　2月17日，日本资本家勾结杨树浦巡捕房逮捕了到大康纱厂研究罢工工作的沪东工人进德会教师吴先清。
　　日商裕丰纱厂的工人们闻知吴先清被捕，愤怒了，他们于2月18日清晨6时开始了罢工斗争。全厂4000多人在共产党员万金福带领下冲出工厂，集中到沪江大学附近空地上开大会，组织了30多个纠察队，并发表了宣言。
　　2月19日，引翔港中国警署派出警察冲入裕丰纱厂工人大会会场，并以煽动罢工罪拘捕了工人代表。正在附近开会的大康纱厂工会接到报告后，组织浩浩荡荡的工人队伍与裕丰纱厂工人汇合，直奔警察署，要求释放被拘捕的人。两个纱厂的7000多名工人围住警察署，高声呼喊：“中国人不要做东洋人的走狗！”“释放工人代表！”等口号。署长见势便命令警察朝天鸣枪。工人们毫不惧怕，口号声一浪高过一浪。随之，租界的巡捕房也插手派人前来镇压。至此，工人们气愤已极，怒吼着将警署的篱笆推倒，随手拿起砖头、石块投掷打人的警察。警察迫于众怒不敢开枪，但冲突发生了。在冲突中，约有16名工人陆续被捕，但大批工人仍坚持原地，高声抗议。
　　在大康、裕丰的带动下，沪东地区的公大（今上棉十九厂）、同兴、上海纱厂一、二、三厂等日商纱厂工人群起响应，一致举行罢工。罢工工潮席卷全市口商纱厂，形成了闻名全国的有3.5万人参加的“上海口商纱厂工人二月同盟大罢工”。
　　日商纱厂工人英勇奋战时，工商学各团体联合组成的罢工后援会积极开展援助活动。恒丰纱厂工会发动全厂工人募捐，募得大洋38元，由工人代表将捐款送后援会转交。裕丰纱厂工房住着的2000多人，平时大多数在附近几处包饭作吃饭，罢工后工人没有钱交饭费。包饭作的师傅对工人们说：“你们不要去上工，要大家讲义气，你们若去上工对得住关在捕房中的人吗？没有钱，这几天尽管在我们这里吃饭。”听了这番话，裕丰工人罢工的决心更坚定了。
　　从2月17日起，连续3天，在向警予等领导人的带领下“二月罢工”后援会的会员不顾严寒上街募捐，募得大量钱款支援罢工工人。
　　日本资本家不甘心失败，勾结军阀政府的警署与工部局的巡捕房联合起来镇压罢工。20日，逮捕了罢工领导人、工人进德会的负责人蔡之华及16位工人，又封掉了大康、裕丰两厂的工会。日本还派遣军舰开进上海黄浦江威胁罢工工人。工人在党组织及工会的领导与组织下毫不畏惧，坚持罢工斗争。
　　这次罢工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联合行动，有鲜明的反帝斗争目标，有广泛的社会同情和支持，而且工人内部组织也极严密，工会深得工人群众的信任。杨之华曾说：“我第一次看见工人阶级强大的力量和严密的组织性、纪律性，无论在组织纠察队，或者交代具体任务时，工人那种爽快、不计价钱、坚决服从工会的精神，使我深为感动。”
　　这次罢工中，日本资本家一直处于被动地位，因罢工损失达数十万两白银。逮捕、威胁、镇压都动摇不了工人反帝斗争的决心，因此一向骂工人“贱种”、“奴才”的日本资本家，不得不与工人代表坐在一张桌子上谈判。2月25日正式谈判，日本资本家同意工人提出的“不准东洋人打人”和“取消‘厕牌’的陋规”等条件。26日双方达成协议：（l）工人照常一律优待，如有虐待，准可禀告厂主秉公办理；（2）工人能回厂安分工作者照旧工作；（3）储蓄金照章满5年发还，未满5年开除者，如平时在厂有成绩，亦可发还；（4）工资两星期发一次（照章办理）。这一协议虽与工会提出的复工条件有出入，但基本上达到了争人格、反对无理打人骂人等两项。工会还认为，在罢工中锻炼了工人的战斗力，并成立了工会，因此，接受这个修正案就可以证明这次罢工已获得胜利。
　　3月1日，日商大康、裕丰两纱厂工人在引翔港开会，由大康工人代表张佐臣、裕丰工人代表万金福报告调解经过及复工条件，会议决定2日起复工。
　　3月4日，经各方面营救，沪东被捕人员吴先清等都被释放，只有蔡之华半年以后才获释。“二月罢工”胜利结束。工人在斗争中提高了阶级觉悟，杨树浦工会会员增加到3000多人。
　　4月，中华全国总工会秘书长邓中夏在《中国工人》第4期上发表了《上海日本纱厂罢工中所得的经验》一文，指出这次罢工“确是‘二七’后一个空前的伟大运动。它在中国劳动运动史上开辟了一个新纪元，而且在中国民族解放史上也添了一层新意义”。
沪东工业区的形成
中国外资工厂之先导：怡和纱厂（1897年）

　　杨浦区是著名的老工业区，它位于上海市的东北角，历史上习称沪东，又称杨树浦。
　　1840年鸦片战争后，上海被英国强辟为五口通商的口岸之一。1845年11月，英国在上海设立英租界。1863年6月，美国在上海设立美租界。沪东地区的虹口港以东、杨树浦港以西的黄浦江沿岸一带属美租界。同年，美租界与英租界合并，称为英美租界。1899年，英美租界又向东扩展至周家嘴、顾家口（今军工路一带），改称公共租界。沪东的大部分地区都在公共租界内。殖民主义者利用沪东地区优越的地理条件，开办一批工厂企业。19世纪60年代初，美商开办旗记铁工厂。1865年，英商创建耶松船厂。1881年，英商在杨树浦建造自来水厂（1929年后逐步发展为远东第一大型自来水厂）。
　　外资企业的出现，加速了中国自然经济的瓦解，刺激了民族工业的产生。1865年8月，两江总督李鸿章以6万两白银收买了旗记铁工厂，改建为清政府最大的军火制造厂，即江南机器制造总局（1868年迁往南市）。1882年，上海第一家机器造纸厂，即官督商办的上海机器造纸局建成投产（1925年改名为天章造纸厂）。同年，上海第一家棉纺织厂,即官商合办的上海机器织布局,在沪东开始建造，1890年建成开工。1891年又一家官商合办的棉纺织厂，即华新组织新局建成开工。1909年该厂被聂缉槼收购，改名为恒丰纺织新局（厂址在今许昌路临江处）。1893年，上海机器织布局被烧毁，李鸿章下令盛宣怀重建，改名为华盛总厂，后称为三新纱厂。1895年，又开办了官督商办的裕晋纱厂、大纯纱厂。


中国机器织布之鼻祖：上海机器织布局（1890年）

　　1895年甲午战争结束，清政府与日本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中日马关条约》，它标志着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进入了新的阶段。日本捷足先登，在华德路（今长阳路）设立了东华公司；德、英等国也接踵而来，1896年，德商在沪东开办了瑞记棉纱厂（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由英国人经营，改称东方纱厂）。同年英商在这里又开设了老公茂纱厂（1925年被日商公大纱厂收购）及规模宏大的治和纱厂（厂址为今上海第五毛纺织厂）。1902年和1906年日商三井洋行的山本先后收购了中国的裕晋和大纯纱厂，改名为上海纱厂一、二厂。1910年英商上海电车公司（以下简称“英电”）在杨树浦路麦克利克路（今临潼路）建成汇山车栈（即停车场）。1913年，工部局电气处在沪东建成了杨树浦电灯厂（即江边电厂），到1923年该厂成为远东最大的火力发电厂。1920年美商在沪东开办花旗烟厂。1925年，某商在倍开尔路华盛路（今惠民路许昌路）建成电车修理工场（习称“机务部”）。同年，英美烟草工业公司三厂在华德路建成。
　　在此期间，华商工厂企业也陆续增多。1905年中英在沪东合办的振华纱厂，不久由华商独立经营。1910年华商开办了公益纱厂。1914年著名实业家穆藕初在华德路与兰路交汇处的高郎桥东堍创建了德大纱厂。1916年，穆藕初又与其他两人在德大纱厂旁购地40亩建造厚生纱厂，1918年建成。
　　1920年初，陈独秀委托进步知识分子李次山调查上海工业情况，同年5月1日的《新青年》月刊上发表了李次山的《上海劳动状况》一文，文中写道：“上海工业的发达，在我们国内，要称第一，近来杨树浦一带，可称为工业社会，每天早晨和傍晚，马路上都是手里提着饭篮、来来往往上下工的人。”到20世纪20年代沪东地区已是工厂林立、产业工人集中的地区，已形成一个以纺织、卷烟、机器、造船为主体，包括水、电等市政公用事业的综合工业区，工人阶级队伍也随之发展壮大，工人总数达20万。

丝织行业的工人罢工
　　在日商纱厂工人反日大罢工的同时，其他行业也有一些与组织失去联系的中共地下党员，在坚持斗争中摸索着活动方式。他们团结周围的积极分子，在各自厂里举行过几次罢工斗争。如沪东惠霞绸厂工人要求增加工资的罢工，就是在何振扬（何尧）、何振声（何穆）等的领导下，与资本家进行多次谈判而取得胜利的。他们还把斗争的成果向沪东各丝绸厂进行广泛宣传。1936年5－6月间，由中共地下党员林枫、宋振鼎、吴件超、王季松等人组织建立了中共绸厂工作委员会（简称“绸委”），与各厂散落的党员逐步接上关系，使各绸厂的斗争向更大、更统一的方向迈步。“绸委”成员从（救国时报》及秘密刊物上了解到党中央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和刘少奇提出的《关于白区职工运动的提纲》，受到很大鼓舞，决定利用当时建立统一战线、抗日救亡呼声日高的有利形势，筹备组织各区丝织工会，以工会合法的身份为工人办事，把广大丝织工人进一步团结起来。
　　1936年11月，四区（沪东）丝织工会成立，中共地下党员何振扬当选为工会理事长，其他领导人大多数也是地下党员，还有部分会员是救国会成员，它是各区工会中最有力量的一个。1937年1月，三区（沪西）丝织 工会成立，以后一区（南市）和七区（虹口）等也相继成立，为丝织工人的合法斗争创造了有利条件。1936年11月日商纱厂大罢工结束后不久，紧接着丝织业又爆发了一次大规模的罢工斗争。这场斗争，首先在沪东的美丰、恒丰和锦声等绸厂掀起。1937年2月下旬，美丰厂工人向资本家提出取消包机制、增加工资三成等要求，
　　但资本家非但不答应，反以关厂停业来威胁工人。同时罢工的还有恒丰绸厂和锦声绸厂。斗争的延续，严重影响了工人的生活，引起四区丝织工会的关注，立即发动沪东各绸厂支援，华通、振亚等绸厂打响了支援的第一炮。3月8日，美丰等厂推派代表向国民党党政机关联合请愿，后经国民党市党部、社会局和市总工会派人调解，美丰厂资本家才答应增加工资一成。美丰厂工人于3月10目光复工，而恒丰等厂的罢工仍在继续，并且蔓延至全市各区。3月12日，美亚十厂罢工，美亚二厂立即向应。13日，沪东的锦云、惠霞、正丰等绸厂和沪西的许多绸厂都紧紧跟上。
　　至匕日，全市已有98家绸厂的工人向资本家提出改善待遇、增加工资的要求。上海丝织工人的斗争似滚滚江潮，对资本家形成很大的压力。丝织业同业公会为对付工人罢工，于3月匕日召开紧急会议，拒绝工人提出的一切条件，并以关厂停业来威胁。同业公会的绝情行为激怒了绸厂工人。第二天，又有13家绸厂的工人加入罢工队伍。当时上海各报都登载了丝织工人斗争的新闻和评论，社会各界进步人士在团结抗日应适当改善劳苦大众生活的信念下，对丝织工人的合理要求及正义斗争表示同情和支援。3月间日，全市绸厂工人代表举行会议，除将各厂提出的条件归纳为统一的条件外，还决定成立上海丝织工人改善待遇委员会（简称“改委会”），选出15名委员，准备与各有关方面交涉和谈判；同时决定在交涉谈判期间暂行复工。
　　各绸厂工人为顾全大局，于18、19日起陆续复工。3月下旬，市社会局召集劳资双方谈判。沪东区的工人代表是四区丝织工会的何振扬、邹伯宗和美丰厂的邢花庆、恒丰厂的蔡长寿等。但是由于同业公会主席蔡声白（美亚公司总经理）坚持不加工资，谈判破裂。3月对日，“改委会”召开全市丝织工人大会，决定第二天举行总罢工。3月28日，上海丝织业4万多名工人总罢工开始，不到半天功夫，大多数绸厂已听不到机器声了，这声势也是上海丝织业前所未有的。各绸厂资本家极为恐慌，匆匆忙忙地成立工潮应付委员会，准备有计划有步骤地与“改委会”相对垒。3月里日，社会局为维护“威信”，颁发了“训令”，以行政裁决的办法解决丝织业的罢工斗争。
　　裁定的内容为“增加工资一成”等折衷的七条，并令工人应即复工，资方也应自复工之日起履行条件义务。“改委会”先是反对裁决，拒绝复工；后于4月2日再次召开扩大的代表会议，为顾全大局，体察民族资本家之困难，决定于第二天复工。但资方同业公会却采取拖延手法，妄图将工人斗争拖到弹尽粮绝之境。4月10日，同业公会以不堪负担为由，拒绝执行“训令”，反而要求市政府对工人罢工予以最严厉的制裁，妄图用高压手段迫使丝织工人屈月反。5月14日，国民党当局在沪东借口锦新绸厂工人把向资本家通风报信的张祥林捉到四区丝织工会拍照示众，以侵害人身自由。破坏社会治安为由，勾结租界巡捕房大抓工会干部和代表，四区丝织工会的文件物品也被抄去或捣毁。
　　事发后，“绸委”派何振声回四区丝织工会，要求尽快恢复工会工作，争取早日结束罢工。何振声先在工人内部统一思想，然后推派代表到社会局交涉，要他们送回被抄文件，赔偿损失，惩办凶手，释放被捕工人。在工人群众的强大压力下，社会局被迫答应到租界巡捕房去交涉，发还被搜抄去的四区丝织工会的文件，调查惩办查封四区丝织工会的祸首，并赔偿损失。在取得胜利的那天，沪东万余名丝织工人在社会局门外场地上召开大会，决定四区丝织工会照常办公，由各厂工会与资本家直接谈判复工事宜。但是国民党政府继续采取镇压的措施，又逮捕了一些工人，勒令几个区工会停止活动。罢工斗争反反复复，先后历时4个月。
　　6月25日，各区丝织工人代表再次请愿。这时，资本家由于罢工时间长，工厂损失太大，勉强答应增加工资一成等主要条件；工人们也由于罢工时间太长，生活发生困难，故在资方答应一部分条件后，于6月26日起陆续复工。至28日，各厂基本上都已复工。全市丝织业大罢工最后以取得部分胜利宣告结束。这次罢工，虽只取得了部分胜利，但使工人们进一步看清了国民党政府的真面目。
　　在这次罢工斗争中，也锻炼了一批党的干部，为进一步贯彻党中央关于白区工作的方针，发展和积蓄力量准备了条件。1937年上半年，与丝织业工人罢工同样长达4个月的，还有英商上海电车公司工人的罢工斗争。1937年初，英商上海电车公司给职员和机务部工人都加了工资，但不给车务部工人加工资。这种有意分化工人的做法引起了工人的不满。车务部工会代表杨兆余等于2月8日向英商上海电车公司提出增加工资等10项要求，公司除同意年赏于农历十二月二十前发给外，对其余条件一概拒绝。工会便于2月9日清晨发动车务部2000多名工人罢工，沪东、沪西车栈的电车全部停驶。下午，车务部工会派代表向国民党市党部、市政府、社会局、总工会等处请愿。
　　后经调处，议定4项先决条件：（1）工会提出的条件提交公司董事会讨论后，由劳资双方于2月15回直接谈判，如不能解决，再由党政机关调处；（2）公司不能开除罢11人；（3）罢工期间工资发一半；（4）工人于2月10日晨先复工。杨兆余等代表回来传达请愿情况后，罢工工人同意接受调处。2月15日上午，工人代表杨兆余、杨伯卿等6人去公司同英商上海电车公司总经理谈判，未获结果。16、17日再次谈判，仍不能解决。“英电”工会只能再去请愿，同时布置第二次罢工有关事宜。19日，由上海市总工会来学范会同社会局等一起召集劳资双方调解。经过一番争议，达成5项协议：（l）全体驾驶员、售票员都加薪1.5元，月薪20元者加 2元，月薪32元者加 3元；（2）售票员每月工作满忧天者，升 4天工资；（3）年赏在节前 7天发给；（ 4）合乎年满55岁、服务满15年等规定者，退职金按工作年限满一年发一个月的标准发给，余类推；（5）公司早晚开定班车 2辆，接送工人上下班，定班车分别从沪东汇山车钱和沪西静安寺车栈开出。上述协议从3月1日起正式实行。对5项协议车务部工人表示满意，于2月20日起复工。车务部问题解决后，“英电”又在机务部挑起事端。2月对日，静安寺车栈修理工张顺宝和张亦庆被无理开除，机务部工人愤而怠工，要求公司说清开除理由。公司原应诺在3月3回答复，但到期仍无明确表示。静安寺机务部工人即于3月3日当天罢工抗议，并向沪东惠民路机务部工人和汇山车栈发出求援呼吁。4日，汇山车战及惠民路机务部工人积极响应，罢工人数扩大到500人。“某电”急向巡捕房求助，巡捕房出动警车数辆及中西探捕100多人，分别到两个车栈和惠民路机务部戒备。罢工工人向公司提出条件，公司拒不接受，反而雇用白俄人进车战机务部工作。于是车务部工人用停驶电车的实际行动支援机务部工人。3月6日，国民党市党部与社会局出面干涉，联名发出布告，严令工人迅速复工，所提条件静候党政机关审核后再办。“英电”资本家得寸进尺，对工人提出的条件中有关退职金一项，反而推翻以前协议，提出了更苛刻的要求，服务满匕年改为满20年，每年发1个月的退职金却改为半个月。谈判断断续续进行了近1个月。
　　4月3日，“英电”工会将工人的要求归纳为5条：（l）职工服务15年后向公司告退时，退职金按一年发一个月工资数，多则类推；（2）职工生病，经医生证明者，工资照给；（3）驾驶员每月工作满D天者，升工从2工增加到4工；机务部工人星期日工资照给；（4）前段纠纷期间的工资全数照给；（5）驾驶员经医生证明不能开车者应分配适当工作，原有工资不得减低。“某电”资本家把社会局“不准罢工”的训令当作自己的筹码，有恃无恐地拖延答复工会提出的条件。公司总经理更推托说即将回英国休假，须待他回沪时再商议。工人对此极为不满。4月18日，车务部工人又起而罢工；随后，机务部工人也立即响应，英电”工人罢工人数达3000人。19日，工会代表杨兆余等5人又向党政机关请愿，得到的答复是“先复工，后谈判”，“英电”工人因受过骗，不愿复工。4月21日，国民党市党部和社会局等召开联席会议，决定派人去“英电”劝工人先复工，通知英商上海电车公司召开董事会讨论工人的要求。“英电”工会获悉后发出《通告》：“现在要求党政机关依法调处，决计促其实现，所提合理条件，在未解决前，静候答复，不达目的，誓不复工”；又发出《告各界人士书》，邀请各方面出场调解。
　　经过工人反复斗争和各方调处，除驾驶员每月升工改为增加1工外，“英电”基本同意工会提出的5项条件。6月22日和23日，“某电”机务部和车务部工人先后复工。这次“英电”工人的罢工争得了一定的经济利益。在罢工中，车务部、机务部，沪东、沪西“英电”各部门工人相互支持的团结精神，显示了联合斗争的力量。日商纱厂、丝织业和“英电”工人的先后罢工，对沪东地区其他行业的工人也有很大影响。当时，世界书局印刷厂内国难教育社系统的一些中共党员在厂对门的民族小学内发起组织民族歌咏团，吸引附近工厂里很多进步青年在工余时间去学唱革命歌曲。在教唱活动中，灌输抗日救国和反对压迫、反对剥削的革命思想，使许多青工的阶级觉悟有了一定的提高。这时，世界书局印刷厂仿宋部工头陈宝庆，怕工人起来“闹事”，竟下令不准工人参加歌咏团活动，还以青工进厂时的“铺保”上写的“安分守己，遵守厂规”来恫吓。
　　青工们毫不畏惧，反驳说：“唱抗日歌曲，是爱国行动，也是我们工余时间的自由！”激起对这个工头的不满。与此同时，世界书局印刷厂其他车间工人正在筹备建立工会，仿宋部青年排字工吴以常、黄乃就应邀参加。在对外接触的活动中，他们’了解到本厂排字的工价低于同行业的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排字中的“空铅”数又被工头陈宝庆从中克扣去了。
　　因此，他们在党员的帮助下，联合其他青年排字工酝酿着要求提高挑字工价和按书页满版计字数（即不扣空铅字数）的经济斗争。1937年6月的一天上午，仿宋部排字房工人陆续进入车间，工人一个个站在排字架旁却不开工。工人代表吴以常、黄乃姘带头走向工头陈宝庆的办公室，向他提出工人们的要求，其他代表也随后拥入，要求立即答复，得不到满意答复就不开工。排字工还争取装版工等的支持，采取一致行动；排字房工人的一致行动，也取得了其他车间工人的同情。中午，排字房工人有组织地分批外出吃饭，以防搞阴谋的人把车间门关上造成不必要的麻烦。谈判继续到下午，陈宝庆仍然不答应。对峙到放工时，工人代表向陈宣布：“今天不解决，明天继续谈，什么时候答应，什么时候开工。一天没有生产，个人减少的计件损失要你负责赔偿。”第二天，陈宝庆要工人派正式代表一起去总经理室谈判。在群众的簇拥下，工人代表吴以常、黄乃就等5人昂首阔步地走进总经理办公室。
　　工人代表诉说了计件工资低于同行业的不合理情况以及工头克扣“空铅”的欺骗行为。总经理表示商量后由工头来答复。工人代表则提出：“如达不成协，下午将继续怠工。”中午放工时间尚未到，陈宝庆即来向工人宣布：“根据书局目前的经济情况，计件工资标准按现行办法加一成，排率按拼版书页总字数计算（即空铅数亦计工资，归劳动者所有），并在当月实行。”工人们表示接受，一场怠工斗争宣告胜利结束。这场斗争时间虽短，收获却不少，除经济利益外，工人们还受到了“工人阶级团结起来就有力量”的教育。早在1936年春，中共中央就派冯雪峰来上海，了解上海各系统地下党的情况，并设法与之取得联系，使上海保存下来的党组织和中央接上关系，为重建上海地方党组织作准备。年底，在冯雪峰直接领导下，由王尧山、沙文汉、林枫组成中共（上海）临时工作委员会（简称“临委”），负责了解和整理各系统地下党的组织。
　　到1937年5月前，“临委”成员分别联系了工人、学生两个临时工作委员会；救国会工作委员会和文化界、海关职员、巡捕三个党支部，以及个别党员的关系。这时，1935年9月中共沪东区委遭到彻底破坏时保存下来的党员，也开始陆续和上级党组织接上了关系，他们继续高举抗日救亡的旗帜，积极投入各项斗争和活动。在学校中活动的党员钟民、钟韵明等以沪东区教育促进会的名义，经常请知名人士作抗日救亡报告，开展多种形式的抗日救亡活动。钟韵明还在临青学校组成孩子歌咏队，高唱《五月的鲜花》、《义勇军进行曲》、《松花江上》等歌曲，演出《放下你的鞭子》等活报剧，进行抗日宣传活动，并曾参加援助绥远抗日的募捐等义演。
　　1937年5月，中共中央又派刘晓来上海主持全面工作。他在延安参加了党的白区工作会议并聆听中央主要领导人对上海工作的具体指示后，于6月下旬抵沪。冯雪峰将“临委”和已整理的下属组织移交给刘晓直接领导。上海党组织遵照党中央确定的“个别审查，个别确认其党籍”的原则，继续进行各级党组织的整理发展工作。7月初，根据党中央电示，暂由刘晓、冯雪峰等组成中共（上海）三人团作为上海党的领导机构。中共上海三人团成立只几天，全国形势风云突变。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挑起卢沟桥事变，抗日战争爆发，我国进人抗日战争时期。沪东地区中共地下党组织和党团员、积极分子等也都先后响应中共中央发出的“全国同胞、政府和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本的侵略”的《通电》号召，在各级党组织的统一领导下，积极投入全民族的抗日斗争。
历史名人张叔平，山西临县人。出生于农家。民国3年（1911年）入离石县立高等小学，开始接触《孙文学说》等进步书籍。民国4年参加反对袁世凯称帝的学生运动。民国12后，入社会主义青年团，民国13年夏参加中国共产党。同年暑假，成立太原第一个中共支部，被选为书记。民国14年，领导省学联，反对阎锡山横征暴敛，捣毁省议会，惩治贪官污吏，迫使当局取消征收房税的命令。同年，上海发生五卅惨案，在山西组织“沪案后援会”，发表宣言、通电，号召人民“一致奋起，团结救国”。
　　民国15年初，调来上海任杨树浦部委书记。根据中共上海区委为纪念五卅运动一周年，发动一次大规模罢工的指示，首先发动老怡和纱厂工人罢工，又选派张维桢组织恒丰纱厂工人罢工支援，迫使恒丰资本家接受工会提出的11项复工条件。之后，又指示张维桢组织恒丰工人到老怡和纱厂，痛击阻碍罢工斗争的包工头，狠煞其嚣张气焰，迫使英国资本家接受工人的部分复工条件，赢得了斗争的胜利。5月30日，与共青团杨树浦部委书记顾作霖一起，率领杨树浦工人队伍奔赴南京路，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高呼反帝口号。斗争形式机智巧妙，使英国巡捕无可奈何。
　　民国16年2月7日，上海总工会以纪念二七大罢工名义，在榆林路157弄电车工人俱乐部召开会议，讨论第二次武装起义问题，张以部委书记身份出席会议。为提篮桥巡捕房探悉，俱乐部被围。张等领导人从后窗跳下脱险，而近百名与会同志，其中包括商务印书馆工会干部陈云、任其祥等被捕。张脱险后，立即通知各厂工会，说工会纪念二七有理，巡捕房抓人无理，要求各厂资本家出面保释被捕人员，否则就实行同盟罢工。在工会的强大压力及五卅运动余威的震慑下，资本家纷纷要巡捕房放人。经张叔平的督促，杨树浦电厂英国经理首先出面保释了该厂工人和市政总工会委员长。当夜9时，除有5个同志被引渡外，陈云、张维桢等百余人均获释。不久，张与区委其他同志一起，买通监狱当局，由外国人出面，把引渡到淞沪警备司令部的5个同志要回公共租界，经过法庭审理后，无罪释放。张叔平在这次营救活动中机智果敢，受到组织与同志们的赞赏。2月24日，中共上海区委召开各部委联席会议，张向区委汇报了杨树浦在第二次武装起义中罢工、暴动的情况及其经验教训。出席会议的周恩来对张的汇报十分关注，当日下午亲临杨树浦部委机关了解情况，作出具体部署，积极准备第三次武装起义。3月7日，张调任上海码头运输总工会委员长，兼任浦东工人纠察队总指挥。3月21日，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爆发，张指挥浦东工人纠察队。
　　民国16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张叔平夫妇调到杭州，协助筹组浙江省委。6月，浙江省委成立。不久，张主持省委工作。7月，由于叛徒告密而被捕。在狱中坚贞不屈，并领导难友进行斗争。
　　民国17年1月20日深夜，张叔平临刑时，正气凛然地说：“共产党人是杀不尽、斩不绝的。为共产主义哪怕抛头颅，为劳苦大众甘愿背十字架。”


　　王根英（1906—1939），女，原名庶心。杨浦区引翔港人。8岁随嫂进纱厂学接头，11岁进恒丰纱厂做童工。16岁顶姨妈名进怡和纱厂。民国13年（1924年）进思恩义务夜校读书时，参加社会主义青年团，担任老怡和纱厂第一任团支书。在领导青年工人反对资方克扣工资的罢工斗争中取得胜利。民国14年五卅惨案后，她领导工人成立罢工委员会（后改组为工会），响应市总工会要求总同盟罢工斗争，提出保障工人权利、增加工资等11项要求，并粉碎资方企图破坏罢工的阴谋，迫使资方接受全部条件。罢工坚持118天，时间之长，为全市之最。不久，被吸收为中共党员。同年12月6日，她带领部分工人参加上海工人支援北京人民反张（张作霖）倒段（段祺瑞）万人大会而赶不及上夜班，第二天英大班先以加工资当“拿摩温”引诱不成，翻脸将她送杨树浦巡捕房关押。全厂几千名工人闻讯赶往捕房营救，顶住警方用高压水枪的扫射，坚持到晚9时，捕房被迫放人。之后她又领导全厂工人抗议吊打童工，惩罚工头孙富生等斗争。
　　民国15年为纪念五卅周年，她率先在怡和纱厂发动罢工，对整个沪东和全市的罢工斗争起了推动作用，但她亦因而被迫离厂，在中共杨树浦部委搞妇女工作。民国15年10月—民国16年3月三次武装起义中，她不顾哥哥反对，冒着生命危险，将周恩来送来的枪支和部委秘密购买的弹药藏在家里。第三次武装起义当天，她将武器分发给工人，随着队伍向闸北前进。起义期间，她当选为上海市民代表会议执行委员，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她作为上海党的代表，先后参加在武汉召开的中共第五次代表大会、全国第四次劳动大会及国际工人太平洋劳动大会。

　　王际亨（1876—1934），字铨运，杨浦区引翔港人。王氏原系望族，后家道中落。因父早亡，家境更陷贫困。依赖其母含辛茹苦，悉心抚养，又得其叔接济培育，终于苦学成材。清宣统二年（1910年），中末科举人，遂跻身名流，重振家业。为纪念其母与叔的养育栽培之恩，王为二子取名洪恩、世恩，并于瑶阶弄宅第之前，为其母立牌坊一座。
　　民国初，王任引翔乡董、市参议员（市政委员）等职，成为一方之长。王以引翔地处市区边缘，具有发展的地理优势，乃致力于地方建设事业，尤以道路的兴筑为重。民国7年（1918年）市郊干道军工路修建时，王以其有利于乡境的开发，积极参与。路成之日，特以“军功路”为名，勒石树碑。并在路东筑纪念园，路西建纪念亭，以壮其事。其后不久，军工路虬江桥南便出现织染厂、电线厂、胶鞋厂等一批现代工厂。民国10年，王参与引翔、殷行间东西干道翔殷路的修筑。民国11年，代粤商马玉山筑私人花园，利用余资将原有乡道拓宽筑成纵贯南北道路一条，取名马玉山路。民国13年协助嘉定银行老板范回春在境内建成远东公共体育场（又名引翔港跑马厅），同时筑观音堂路。民国15年，跑马厅筑成，赛马之日，军工路、观音堂路车水马龙，商贩云集，盛极一时。附近土地为富人竞购，建造洋房、别墅，地价倍增。
　　王秉承母亲的教诲，并以自身苦学成材之经历，深感办学之重要，辟宅第西厅为学馆，办义塾虬溪小学。又于引翔镇办引溪小学，对贫寒子弟，除免费入学之外，发给书籍文具。王常亲自督导、授课，勉励学童勤学。每至岁末，王必施米施衣济贫。乡人死而无力埋葬，王常施棺掩埋，乡人对其造福穷人的德行，均甚称颂。

交通概况区域内交通道路完善。区内道路共181条，总长度近230公里，其中有周家嘴路、四平路、军工路、杨树浦路、平凉路、长阳路、控江路等7条主干道，21条次干道。区内有近百条公交线路，可通往市中心的人民广场、外滩、铁路上海站、十六铺客运码头等繁华地段。杨浦大桥和内环线高架路的建成通车和已启动建设的大连路越江隧道工程，又大大缩短了杨浦区通往浦东国际机场、虹桥国际机场、徐家汇、陆家嘴等地的时间，出行和处理公务更便捷。
杨浦大桥位于黄浦江下游段，距吴淞口20.5公里，离外滩5.3公里，与南浦大桥相距11公里，是黄浦江上的第二座大桥，是世界最大跨径双塔双索面斜拉桥，大桥以其线条流畅、动感强烈的设计造型横跨浦江，成为上海的一个门户特征。
　　杨浦大桥体现了我国建桥技术在最新桥型方面的世界领先地位。
　　杨浦大桥于1993年10月竣工通车，她与南浦大桥遥相呼应，是内环线高架连接浦东与浦西的过江枢纽，总长为7654米，跨径为602米，主桥长1172米，犹如一道横跨浦江的彩虹在世界同类型斜拉桥中雄居第一。
　　桥宽30.35米，共设6车道。塔的两侧32对钢索连接主梁，呈扇面展开，如巨型琴弦，正弹奏着巨龙腾飞的奏鸣曲。
　　杨浦大桥为双塔双索叠合梁斜拉桥。呈倒“Y”形的主桥塔高208米，邓小平同志在94岁高龄时特为杨浦大桥题写的桥名镶嵌在主塔三角区内。
　　杨浦大桥的设计日通过能力为4.5万辆机动车，离浦江水面为48米，桥下可畅通万吨级以上船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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